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苏峰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资料图)

毛泽东：“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1927年初，为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和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他广泛接触和访问群众，步行700多公里，历时32天，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虚心向他们请教，并召开各种调查会，引导大家打开“话匣子”，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他深切感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跟中级干部了解情况，跟基层干部、穷秀才、普通农民座谈，跟破产的商会会长、失业的原衙门官吏聊天，“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兴国实地调查开始时，几个农民态度疑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愿意跟毛泽东交往，更不愿多讲。毛泽东便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被子盖，他们才慢慢有点笑脸，开始说话。最后他们热烈讨论，无话不谈。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周恩来：“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周恩来抓调研的作风是轻车简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特别是他力倡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并将之形成规定的做法，给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949年4月25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59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处理，批评没有迅速上报的做法，当即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成为此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规定。

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由于沉没原因不明，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纷纭。他指示新华社待查清情况后再发表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小组得出“‘跃进号’沉没极大可能是触礁”这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后，周恩来认为还“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12日，来到指挥所的周恩来看到出海舰队编队领导干部都是副司令、副政委，便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他当即作出指示：“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出海舰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天现场潜水调查，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导致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国外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刘少奇：“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调查研究的足迹。1922年，他深入安源路矿工人中搞调查，保证了罢工胜利；1935年，他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通过广泛调研，制定恢复和发展白区党组织及外围团体的策略方针；1949年春，他深入工厂实地考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发表“天津讲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调研，几乎每年都要到地方视察，采取多种形式，调研各领域重大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开展的调研形式既有实地调查、专题调研，也有日常观察、理论学习、听取汇报，还有人民来信来访。他在湖南家乡发展了一批农民通讯员，鼓励他们经常来信反映真实情况，多次表示愿出路费请他们来京。

1961年4月，他到湖南宁乡调查前，要求调查组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宁乡调查的44天中，刘少奇33天住简陋的农舍，开了20多个座谈会，深入到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商讨各种问题，了解到大量基层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此后调整农村政策奠定了基础。

朱德：“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

朱德一生求真务实，热衷于通过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早在延安时期，为解决边区粮食困难问题，他就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通过实地视察，提出南泥湾屯田政策，让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深入基层，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他态度真诚，很多干部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由他亲自主持形成，内容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很多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建设性意见，有的还富有前瞻性，例如他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的意见。

1957年1月，朱德在海南进行20多天考察，认为海南水路交通发达，许多港口既可建成军港，也可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便利，邻近香港，还可成为出口基地，便致电中央建议开发海南岛。1963年1月，77岁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他在了解海南岛资源情况，并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只是劳动力比较缺乏。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言：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对开发的方向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1988年，海南终于从广东省一个行政区变成一个省份并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

邓小平：“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

邓小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认为事业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949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思考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间问题。中央军委最初确定渡江时间为当年3月。然而到了3月，为了配合我党与国民党在北平进行的和平谈判，从而在政治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力争实现我军和平渡过长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定的3月推迟到4月10日，这是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一次变化。邓小平接到决定后，立即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认真研究4月10日的天文情况，周密调查后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日，月圆通宵，不利于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时间推迟到4月15日黄昏。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的正确建议。

到了4月11日，北平和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南京政府若能签定《国内和平协定》，我军就能实现和平过江。中央军委为此致电邓小平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中央军委决定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22日。此后，中央军委又电告渡江战役总前委，4月25日以后渡江。此为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二、三次变化。邓小平再次作多方面周密调查：查阅近十年来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听取侦察部门敌情汇报和分析；研究数次推迟渡江时间导致集结江边的百万大军供给出现困难等实际情况。经过多方面调研和综合分析，邓小平4月17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新建议：渡江时间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定日，即4月20日夜。在最后签定日期之后再打响，既可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又可减轻我军后勤供给的困难和压力，还可使我军在长江水情较为有利时渡江。水文资料显示，长江下游4月下旬进入雨季，江水上涨很快，会加大渡江难度。4月20日是阴历二十五日，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隐蔽渡江。这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最佳作战方案，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完全接受。

陈云：“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

陈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十分重视调査研究。无论是指导工人运动，还是领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他都坚持到基层实地考査，根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十五字工作方法，依靠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做出科学决策。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

“一五”计划时期，面对汽车工业基地的选址，身兼新中国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的陈云，又将调査研究贯彻始终。苏联专家提出选址西安，还有一些人提出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地的提议。方案很多、争论很多，各有各的理由。于是，从北京西郊到石家庄，从西安到太原、长春等地都留下了陈云的身影。通过深入调査研究，陈云发现这些方案都各有不足，又组织中外专家及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反复进行论证。最后，结合大家的不同意见和自己调研的情况，综合考虑交通、能源等实际情况，陈云认为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厂的选址定在长春最为合适。历史证明，陈云的决策是符合实际、着眼长远的真知灼见。

当前，我国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困难与挑战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我们汲取老一辈革命家调查研究的思想智慧，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